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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证看问题,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非常高效来决断问题性质的方法。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,好坏各有,好坏的评判标准以“我”已经形成的观念来衡量,而每个问题好坏,量的多少,也由经验判断得出。给问题分类,好,或坏,“我”有个界限。然而貌似判定分类的状态都是可知的:

  • 好0.4 坏0.6
  • 好比坏多那么一点点(这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)
  • ...

“事物是运动、变化、发展的”,而我们做决定时,所有因素此时都是确定的(变化趋势也是一种确定的状态),这就导致我们做决定时,因素总是处于当时或者可预测未来的状态,而作出“我”认为符合“我”意愿的决定(环境的迫使因素也属于我的意愿,只不过属于“欲望”或“恐惧”一类)。 这样辩证似乎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决策。 在完成决策之后,“我”就会不断对“我”施加影响力,来加大对决策的正确性认为。 简单举一例:

买手机做决策之前的“思考”,买之后的意识倾向,买一段时间开始贬值时的意识倾向,很长时间不在激起对立之后的意识倾向,很长很长时间之后“理所应当”的更新换代。

在做决策之前的思考,绝大多数本身已经带有单一的倾向性,“我”为防止真正对立的“我”对自己造成影响,会以这样的“思考”作为“谈判”,而在分析问题时,总是会默默掩盖某些对自己不良的信息。倘使当时的谈判没有成功,则经常会强制性“搁置再议”,然而在再议之前的这段时间,在野党即有大量时间,进行倾向性诱导,待问题再议之时,也已多了几分把握。倘若谈判破裂(对面的“我”太过强大,可能该决策环境触及了“我”过去经验形成的底线),则新的在野党会紧急调动一切力量去压制落魄的“我”,进行“政治教育”,一般都会有经验有默契的留几分余地。无论结果如何,总是会恢复一种新的稳定状态。稳定状态的维持时间,则与很多因素有关了:在野党的强力与否,政治教育的效果,其他更高优先级问题的出现等等(也是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刺激的因素)。 然而无论怎样,在问题出现之时,总是会有“发声的”,至于结果,并非不可预测,也并非完全可知,若该问题最终解决地比较好,逐渐融化在骨子里,埋没在记忆中,会进一步形成“我”的“世界观、人生观”等等乱七八糟的观念名词。倘若最终结果有所遗漏,问题卷土重来也未可知。


在了解大体过程之后,再谈有没有可能真正不偏不倚? 不能。 “我”对“我”的保护决定了不可能给自己上帝视角去观察一切,模拟的效果是很差的。跟模拟器一样,在一套系统之上,建立另外一套系统的模拟,即使“看上去”一样,扰乱了“我”的视线和判断,但效率很差,而且,指令流水的物理层面,还是不一样的,况且是要在win98上模拟android6.0. 但是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到“尽可能”无倾向性列因素,做决策。(使用这样模糊的词语,也就逃避了证明效果的事情) 既然“跳不出去”,那就无限“陷入”好了。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,坚守一个底线: 以“我”现有经验建立的观念作为绝对的标准,辅以对因素的经验性预测,作出决策之后,近期坚决统一思想,逐渐认可自己的动摇,并接受可能出现的变化,若变化以强大到改变一开始的决策,那么改变之,此时已经是新问题,新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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貌似废话了这么多,最后还是回到了起点,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,然而,中间这个过程,才是我们一开始出发时的问题。 :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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